千禧年之後，我們都緩慢地進入黑暗而遙不可知的未來。這裡的所有空間都是平行而相互滲透的，既沒有固定的時間概念，也沒有堅不可摧的疆域範疇。變異是唯一的準則，而環境則考驗著人性與生活的法則。此屆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全世界的未來」試圖囊闊混亂的世界現象，展覽策略刻意以第三世界國家的觀點和許多女性和非洲裔藝術家的角度作為出發，卻似乎無法呈現整個世界體系的多重價值。與其斬釘截鐵的概括全世界的未來，筆者認為應該在主標題之後放上一個問號，成為開放的主題與思維。
在混亂的世界格局下，從2011年爆發的敘利亞內戰至今仍未結束，去年9月墨西哥偽民主政權下包裹著因抗議而遭殺害的學生屍具，地中海海域上的難民船仍未有所歸屬，ISIS仍以媒體的力量挑戰人類信仰的極限 …世界從未安寧，人類的知識系統卻從單一的縱深轉變為廣泛而淺薄，當航行的機具足以乘戴我們跨越地理限制時，人類對於世界的參與方式卻逐漸訊息化、間接化、網路化，它填充了內心的正義和對於行動的假想，但卻使人越來越無動於衷。這場世界指標性的雙年展，在主題上似乎引起了許多嗤之以鼻的反應，在鄰近的Art Basel 藝術博覽會的期間，米蘭藝術雜誌〈Mousse〉以標題「the Future is Here」為當期特別版的雜誌在巴賽爾美術館呈現，似乎成為對雙年展主題的嘲諷；而歷屆以來威尼斯雙年展和巴賽爾藝術博覽會「平行互惠」的操作系統也越演越烈，恰巧又對此屆雙年展子題所強烈批判的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結構，再一次的打臉。
回到此屆的威尼斯雙年展，綠園城堡（Giardini）內國家館的呈現似乎不如以往精彩，不知是疲於回應雙年的機制抑或是策略性的轉移？在藝術作品的呈現方面趨向簡單而直白的表述，快速性地呈現各國代表藝術家的作品特色，卻無法使觀者獲得太多視覺上或是心理上的滿足，表面上看來，這或許這是一場「精準的失焦」和刻意操作的「片段的表述」，使得觀者快速地掌握或忽略 — 隨著個人的知識背景和品味自由地補足與作品之間的對話和落差。從一位具有份量和傳奇背景色彩的藝術家Danh Vo為例，今年他為丹麥館呈現，是一個非常空蕩的空間，真正呈現的作品，像是點綴式的物件，出現在廣大的大廳中央擺放的一小只木箱以及牆邊的一小角木堆，迴廊玻璃牆上掛的半具聖像，以及側室內擺放的Jonny walker木箱內所擺放被截去部份的天使頭像。它的作品幽微地串連起與地理空間和物件歷史的關係，甚至開放所有的遺跡和物件「替自己說話」。對於從未瞭解這位藝術家的觀者來說，似乎無法在空蕩蕩的展示間中獲得太多感受，在刻意被空白的文本當中，觀者是否能夠讀出作品所呈現的訊息？顯然，這涉及觀者對於藝術作品的掌握和品味的建構，以及藝術家對於作品如何被呈現和觀看的理念。
圖一 Danh Vo, Lick me, lick me, 2015
Sarah Lucas為今年英國館的藝術家，她的作品以及呈現都相互緊扣著各個環節和物件，成為雙年展中太過亮眼的視覺焦點，如同Sarah作品本身一直以來的爭議性，強烈性器官象徵的雕塑在幽默的轉化、建構和錯置中，意圖強烈地挑撥觀者對藝術品味和性別思維。
圖二Sarah Lucas於英國館的個展, I Scream Daddio, 2015
針對國家館的地域空間做出回應的加拿大館，今年是由三人團體BGL團隊製作，地點夾在英國館於德國館之間的一小區三角地帶，他們將原有的空間向四周延伸並改造為雜貨店（入口）、起居室（走道上的小隔間）、工作室（內廳）與瞭望臺（由鷹架所延伸出的二樓），觀看裝置於內廳玻璃窗夾層裡，銅板掉落緩緩墜落下來發出聲響的瞬間，觀者會覺得那是一場美妙的經驗，但當我們登上鷹架觀看其背後的運作原理時，會發現那是一組由鋁窗框釘組出來，有點粗糙和荒謬的軌道和組件，整「棟」作品除了巧妙的回應國家館空間上的局限外，也提出藝術的生產與展售機制，並以一種未完成、進行中的概念展示藝術本身的狀態。
圖三、圖四 BGL, Canadassimo, work in progress, 2014
匈牙利館則展示了Szilárd Cseke 的動態雕塑，沿著展廳內牆與天畫板的邊際線，一條條簡潔而交錯的透明塑膠管內各有著白色球體緩緩地移動，在馬達的壓力下或被推擠前進或被吸往另一個方向。在如審訊室般潔白而明亮的展間只有機械運作的聲音，球體則被包覆在館內噤聲的運行，作品主題為「永續的身分認同」（Sustainable Identities），使我聯想到去年10月份匈牙利民眾聚集於布達佩斯抗議總理課徵網路稅的事件，表面上是抗議政府，實則呈現後蘇聯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自我認同。
圖五 Szilárd Cseke, Sustainable Identities, 2015
在軍火庫（Arsenale）的展覽，雖然作品的展覽空間和規劃格局不夠順暢和流動，但整體作品看到創作過程的軌跡、以及媒材的質感和活力，則讓我有較強列的欣賞作品的感受。許多作品採現地製作，如德國藝術家Katharina Grosse的創作，將顏料由畫布向外延伸至空間和周圍環境，她遊走於繪畫、塗鴉、與環境之間，解放了繪畫使用畫筆和畫布的限制，進而以色料，進行她對環境的雕塑。英國Helen Marten 的現成物裝置， 巴西藝術家Sônia Gomes與現場展間和梁柱結合的織品，以及巴哈馬群島（Bahama）裔的藝術家Lavar Munroe的複合媒材畫作。
圖六 Katharina Grosse, Untitled Trumpet, 2015
圖七 Helen Marten, Night-blooming Genera, 2015
圖八 Sculptures by Sônia Gomes, 2015
圖九 Lavar Munroe, Boy Predator Boy Prey, 2012
整體而言，最讓我感到驚艷的，是雙年展期間在威尼斯看到的幾間基金會和畫廊的展覽，這回威尼斯雙年展期間的亮點 —「PROPOTIO」， 由 Axel Vervoordt和Daniela Ferretti策劃，在Palazzo Fortuny空間中展出。從人類歷史的角度去重新探討「黃金比例」，運用古典的知識系統度量當代藝術作品中所存在的和諧、精準、幾合、分割。當代藝術作品在整棟具歷史感的建築中，與古典繪畫、20世紀的經典作品、建築模型、歷史圖書相互對話，展間佈置得令人流連忘返，有時甚至有掉入時空隧道的錯覺。也使我瞭解到一個好的策展所要俱備的不只是對作品的了解，懂得使作品與場地空間產生的對話、更需要美術史脈絡的知識系統，才能使觀眾感受與享受到作品精髓。
圖十 展覽PROPOTIO一隅
另外在皮諾基金會（Punta della Dogana ）一個很有質感的展覽—「Slip of the Tongue」，策展人恰巧也是今年威尼斯雙年展丹麥館的藝術家Danh Vo，他本身就是一位很有趣的藝術家，說：「最重要的作品往往不一定會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讓作品、物件與空間和歷史的對話，看他策劃的展覽像是在抽絲剝繭、拆解謎題的過程，觀者不禁會去推敲作品本身的意義、與擺放位置的關連，但有時候又會被幽默的作品擺了一道，像是在說：你也太認真了吧，我是在「畫」一架鋼琴沒錯！
圖十一 展覽「Slip of the Tongue」一隅。前方鋼琴為 Bertrand Lavier作品, Gabriel
Gaveau, 1981
最後，如果說威尼斯雙年展是一個策略的問題，是一個以藝術為名，向國際發聲的平台，我們自己如何看待自身定位，是否瞭解國際間如何看待台灣？又台灣館是否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策略，去建構一個屬於自身的脈絡？而非跳躍式的呈現台灣館的定位？相較於前年台灣館的主題「這不是一個台灣館」因為展出者包含許多非臺灣籍藝術家而引發爭議，其實在歷屆的威尼斯雙年展中並不乏非本國籍的藝術家代表國家館參展，只是在台灣本身尚未有一個完整的歷史論述和定位之前，這樣開放的階段對台灣來說或許太早。而此屆台灣館強力聚焦於本土的文化，在藝術家吳天章的作品中看到台灣在二戰之後，如何與世界經濟體系互動的脈絡，一種快速消費與回應下所產生的「台灣製造」，在交錯的歷史政權下顯得有些歪曲，有些荒謬，但卻真實的呈現出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畸零感。
參考資料：
56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All The World’s Futures, Marsilio
Editori, Venice, Italy,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9ClweFZaI
http://bravobgl.ca/en/about/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9783253
http://www.insight-post.tw/eurasia/20141126/10782
http://www.bs.ch/news/2015-06-03-mm-63365.html
http://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
2015/jan/21/danh-vomarian- goodman-gallery-review-encounter
吳權倫 參訪心得 張徐展 參訪心得 牛俊強 參訪心得 羅智信 參訪心得 陳敬元 參訪心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