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自己身為藝術創作者,在參訪的時後,我最享受的就是藉由不同藝術家的創作來發覺自己所擁有的特質,或是什麼是我們共同擁有的元素,而這些東西我未來可以如何取用,或是學習。其中最令我動容的仍然是這座擁有豐厚歷史資產的古城中,所展現出的無限包容性和文化底蘊。在這樣基礎所襯托下的當代藝術更顯得燦爛。雖然無法像藝評一樣運用理論、文本來分析和應證藝術發展在全球化藝術語境之下的種種現象,但我盡量以自己的感受能力和自己過去累積對於美感的直覺對這次的經驗做出描述。

越南籍丹麥藝術家 Danh Vo 在皮諾基金會策的《Slip of the Tongue》,巧妙敏感的將自己的做品作為介質引導出其他藝術家之間的關聯,近乎直觀的策展方式讓作品概念不斷溢出,也有趣的乎應到 Slip of the Tongue 這個主題,作品各個不直指這個世界,彼此相互映射所拉出的想像空間之下,卻各個導回人類存在、宗教、性別等等議題。

Danh Vo 曾在某些文章中被問及策展相關的理念與問題,他闡述他的展覽理念並非一個具體的“規範”,而是他透過自身對於作品的理解與感覺,而讓這些作品成為素材,進而去安排整個展覽。而恰巧他的作品也是在處理類似的東西,他喜歡把某些已具有脈絡的或是象徵性的物件、雕塑進行拆解,然後將這些破碎的片段再進行重組。而這些被拆解的物件在製作中所產生的機制,與完成品擺置的空間、地點,都透露出某些可被討論及詮釋的政治意涵。 比如他相當有名的作品《We the People》,就是將一比一仿製的自由女神像分解成 400 個碎片,而這個計畫從一開始的資金募集、製作方式到作品完成後,進入了商業的藝術市場而被販賣、收藏。這是一坐由主流藝術機制所生產的,嶄新、沒有被風雨侵蝕成青綠色的仿製品,一座被瓜分的“自由女神像”。其中這些金錢的轉移,生產過程中最低限的勞工,藝術家的身份等種種元素交雜著複雜歷史與文化的象徵,譜成一首全球資本的寓言。

與這次大會展相當不同的地方在於,此次主題策展人在一開始的題目就將整個展覽”說死了“。《全世界的未來》似乎是一個很具開放性的題目,實際上卻是缺乏想像且過於空泛的命題,好像可以不用付太多責任。其中所挑的藝術品,就是一個展示現狀的片段,卻沒有一個主軸能讓這些作品可以互相對話,作品在展覽中被擺置的方式也顯得生硬。其實大會展中有許多相當優秀的藝術家,但策展人卻以一種像是藝博會的方式在處理作品的位置。在 Danh Vo 的 Slip of the Tongue 中就發現到,他並不會將同一個藝術家的作品隔成一個個區塊,將東西都塞在裡面,比如說,他放了許多的繪畫與雕塑都是點狀而有所呼應的散置在整個建築物中,這種安排方式可以刺激我的想像與渴望連結的慾望。 而大會展的安排方式,看完之後就像讀完一連串藝術家名單一般枯燥乏味。相較於 Danh Vo 規劃的展覽,不論在空間和藝術家作品安排的節奏都顯得更有層次和魅力。

或許這是我比較偏好的展覽模式,因為我喜歡直接藉由感受來閱讀展覽,文字跟論述除非有作品閱讀上與理解上的必要性,否則我並不會再展覽的一開始就去看這些文字。這可能跟我自己在創作上的模式有觀,在創作上我是以相當直觀的方式去處理我的作品,而這些累積都是來自於日常中的影像或是記憶中的對話。

在 Palazzo Fortuny 規劃的展覽 Proportion,以一個很純粹、美學上的命題作為觀看作品的角度,匯集了當代藝術中與美術史上關於”比例“的作品,由此題目為基礎延伸到關於人體、色彩、造型、建築中所形成的比例,而進一步談論關於種族、人口的議題,自然與人造物之間的有趣辯證。而這些生活中處處存在的小細節,在這個展覽中匯集出一種更為精神上、具有宗教性的象徵。這應該是此行最令我折服的展出吧,我相當享受在這個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建築物中穿越悠遊,觀賞一段由人類與自然互相對話交織而成的樂章。透過這個展覽,深刻的描繪與建構,相當令人感動。

從極簡及純白的紀念碑,對應著一座座古典環形劇場模型的構造,而前方投影的內容則是一段由太空中錄製,太陽的曙光描繪出的地球輪廓,形成一段級美的線條,雖然沒有聲音,但我卻引能透過這種安靜而想像迴盪在這些空間種的聲響,是多麼的令人震撼。

走上二樓,看到郵展場外的光線透過藝術家的玻璃雕塑隨著微風自然擺動,映射在磨石子地上的是一條如絲線般的彩虹結構,Anshi Kapoor 五座看不見盡頭,純黑的碗型裝置,對應的是 Berlinde 用蠟製作的人體雕塑,混在層疊的蠟、被覆蓋著的淡淡的紅。由此切入關於人類,更本質的探究。

我不得不驚呼,如此細膩的展覽需要多少時間的規劃與研究,需要多少文學以及美學上的養成才能造就。而規劃展覽的團隊需要有多麽好的合作與調度,才能將這些古今中外的作品匯集在一起。在台灣,我們似乎很難看到這樣子的展覽,文化資源無法有效且有系統的整合。由於我們對於領域的想像很絕對,研究歷史的人只在乎那段時間內的整理。當代藝術領與中的創作者與策展人,對於歷史也是一知半解。美術館甚少累積、整理在地藝術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很片段式、游擊式的呈現,沒有足夠專業的佈展團隊,商業空間和美術館互不信任。想想我們如何商借出故宮的文物到美術館展出,這樣的關係或許這就是一個缺乏(拒絕)認同的表現。

創作者對於過去和歷史一知半解的狀況下,本來就很難有所檢視,更別說突破。因此我們總是很容易去跟隨一種國際上的潮流,片段的揣測或是模仿。而這些形式幾乎是對於外來形式的移植,而不是經由在地文化直接影響與累積下所自然形成的轉化、突破,因此形成許多分散又破碎的片段。

當然,模仿是創造必經的過程,但這也許就是我們跟日本的不同。日本人也是一個善於模仿的民族,但因為他們對於自身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和不斷整理、累積(想想他們各種職人文化),加上某種極端的民族特性,他們總是能夠不斷地對於自身提出質疑,進而轉化。這些特質造就他們仍然是目前亞洲最具有創造力的強國。或許是對於自己的沒有自信,我們都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和魄力來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脈絡。